近年來，數字技術迅猛發展為新聞業態變革提供了條件，數字生態下的新聞生產與實踐模式呈現出不同以往的特征。數字新聞學的興起與發展，為數字新聞實踐提供了新的理論解釋范式，也為新聞學研究提供了全新理論視角。根植于我國數字新聞的豐富實踐，深入研究一系列學科前沿問題，并將經驗凝練為新聞學新的理論范式，對于構建中國特色新聞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新聞實踐發生革命性變化

　　隨著科技的發展，學界關于數字新聞學的討論日益深入。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史安斌表示，早期互聯網的門戶網站、網絡論壇、即時通信和搜索引擎等功能與傳統新聞業相融合，使得當前數字平臺語境下的新聞生產包含曾經界限分明的各類功能，進而形成了具有雜糅性和異質性的信息環境。這種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是，一些新元素加入傳統新聞編輯室中，由此帶來的話語權力關系改變，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人們對于傳統新聞業“采寫編評播”實踐路徑的理解。技術要素可能在其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但同時會帶來諸如“信息繭房”和計算宣傳等一系列新問題。

　　傳統意義上的新聞首要是一種信息形式，數字新聞首要是一種信息關系。深圳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常江告訴記者，在數字化時代，無論新聞的生產、流通還是消費，都是在一種網絡化結構中完成的。新聞的角色不再只是“告知”，而是較以往有著更強烈的建立情感連接、塑造情感社群的訴求。當下，數字新聞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的邊界變得日益模糊。在未來的新聞生態下，我們看到的是總體的媒介環境與包括機構、人和技術在內的一切新聞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系，這種關系塑造著不同的與新聞相關的行為邏輯。隨著數字新聞學的發展，學界需要建立一種新的新聞認識論，而不是簡單地提升和優化原有的理論。

　　數字新聞是數字條件下的新聞實踐，數字化技術“填平”了信息傳播的介質鴻溝。在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王辰瑤看來，數字媒體的根本變化在于它不是一種新媒體的疊加，而是對一切傳播符號進行“數字化”處理后，讓一切媒介“雜糅”起來了。數字新聞已經“溢出”了傳統新聞業、傳統新聞媒體的范疇。要寬泛地理解“數字新聞”，理解溢出傳統新聞媒體之后那些現在還不是很清楚的新現象或新問題，如“個人化新聞”“算法機制與新聞生產”“新聞報道與新聞聚合”，以及那些在大眾媒體時代似乎已經弄明白但現在又被“重新問題化”的老問題，如重新理解“新聞真實”問題，甚至重新理解“什么是新聞”。

　　建立具有解釋力的數字新聞倫理規范

　　在數字化時代，以往新聞學概念體系的解釋力日漸弱化，建立有別于傳統新聞學的理論和方法體系的需求日趨迫切。

　　數字新聞不是傳統新聞學的延續，而是新聞學學科的范式升級。在常江看來，數字新聞的意義與20世紀70年代新聞學研究的“社會學轉向”同等重要，也就是說，今天的新聞學研究應當努力跳出原有的理論舒適圈，進行更加大膽的創新。在數字時代，新聞的專業化或職業化程度被不斷削弱，新聞在理論上正在成為一種一般性的信息經驗，與人的日常生活融合程度遠遠超過以前。這意味著新聞學體系的發展要更加鮮明地指向對人的行為邏輯和生活經驗的解釋，新聞學需要不斷將自身轉化為一套解釋性的知識體系。

　　數字新聞學和傳統新聞學在理念上不應被割裂開來。史安斌表示，數字新聞學研究在理論層面首先要回應在當前雜糅媒介體系的語境下，多元主體的參與如何改變了傳統新聞業的生產邏輯這一問題，從而在“實然”層面解釋數字新聞對于傳統新聞業的沖擊和影響具體是怎樣表現的。這種回應，能幫助人們理解數字新聞學研究的問題意識從何而來。此外，傳統新聞業長期以來形成的一整套職業規范和價值理念，不應被簡單抹殺。學者還需要在“應然”層面批判性地分析數字新聞帶來的“信息繭房”和計算宣傳等問題，并據此形成一套具有解釋力的數字新聞倫理規范，以指導數字新聞實踐。

　　不能因為“傳統新聞學”是“傳統的”就認為它注定被淘汰。王辰瑤表示，學者應該理解“傳統新聞學”概念、原理、規范是在怎樣的歷史背景下提出的，對應的是什么傳播條件下的新聞實踐，然后才能細致地辨別出“傳統新聞學”中哪些東西仍然適用，哪些東西需要調適和揚棄。當人們面臨“數字化”語境的結構性變化時，就要細致考察傳統新聞業提出的哪些工作方法、職業觀念的發生條件已經變化，然后才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展開討論。人類信息和傳播技術的空前發展，實際上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十分難得的“比較”研究契機。

　　關注全球新聞創新和中國數字新聞實踐

　　在經典新聞學體系下，中國本土經驗和本土理論是較為邊緣化的。常江認為，數字新聞學的發展是中國理論和中國話語積極參與甚至在一些領域引領全球前沿理論發展的一個巨大契機。一方面，數字化給全球新聞業帶來的變化是一種質變，不同國家和文化中的新聞實踐傳統都遭到了“無差別”的破壞，而全世界所有人都面臨著新的新聞生態以及這種生態下的經驗模式和倫理困境。這意味著中國的數字新聞經驗具有了更大的可比較性和可通約性，基于經驗形成的理論也就具有了更大的互鑒可能。另一方面，中國始終是全球數字化革命的重要引擎，中國的一些觀念和經驗在全球范圍內走在前列。這成為建設中國特色新聞學理論的一個契機，因此中國學者應積極探討如何利用這種實踐的先發優勢，探索擁有全球性解釋力的理論。

　　“數字化”是一次全球性的深刻變革，但不同國家的“數字化”有不同路徑。在王辰瑤看來，新聞創新必然是一個全球性現象，但又是一個高度語境化的問題。目前看來，我國的數字新聞實踐最大的特色在于它的“制度環境”。在中國，推動媒體深度融合、打造全媒體生態系統、將媒體融合與基層社會治理相結合等，都是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與歐美國家以及很多發展中國家相比，這種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的數字媒體設計方案，是非常獨特的。中國特色的數字新聞實踐經驗應該走到全球新聞創新舞臺上，并與其他國家特色的數字新聞實踐路徑相互借鑒。作為數字社會重要信息基礎設施的各國數字新聞業，應在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各顯特色”“取長補短”，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可靠且具有建設性的基于真實信息的交往基礎。

　　史安斌表示，對于中國特色新聞傳播學學科體系建設而言，數字新聞學可謂是一個很好的切入口。一方面，要為處在轉型期的新聞業搭建起一套新的、能夠為當前數字新聞實踐提供解釋的理論范式。另一方面，要讓中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擺脫“歐美中心論”的影響，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和中國風格的話語體系提供廣闊空間。